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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奥斯曼帝国自我改造的失败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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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3-10-6 18:24: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Rei_Ayanami 于 2013-10-7 00:31 编辑


1876年奥斯曼帝国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

奥斯曼帝国自我改造的失败及其原因
钱乘旦 世界史研究


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个庞然大国,但18世纪以后急速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它曾企图自我改造,但最终没有成功。本文旨在追溯奥斯曼帝国自我改造的过程,并探讨其失败的原因。

一、由盛及衰

奥斯曼土耳其发祥于小亚细亚半岛,最初是突厥封建主建立的一个军事小国。13一14世纪,曾长期统治小亚细亚的基督教帝国拜占廷已衰败不堪;伊斯兰教的边疆战士(即“加齐”)乘虚而人,逐步排挤拜占廷,建立了一大批军事小国。由奥斯曼(1259一1326年在世)创建的国家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最西北端,正好与拜占廷隔海相望。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伊斯兰教征服基督教的桥头堡,奥斯曼帝国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

奥斯曼国家以军事立国。从奥斯曼开始,经过七代君主的征战,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仅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上其他土耳其加齐国家,而且消灭了拜占廷帝国,把国土一直推进匈牙利边界。再经过两代人,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东起伊朗边界,西抵摩洛哥,南达埃及,北至奥地利的庞大帝国了,地中海几乎已成为它的内湖。1526年苏里曼大帝(1520一1566年在位)亲率大军征服匈牙利,三年后又打到维也纳城下,这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登峰造极,已发展到它的鼎盛高峰。

奥斯曼帝国早期的辉煌与加齐传统分不开。加齐世代生息在边疆地区,在这些地方,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尖锐对立,战争频繁,冲突四起,生活环境十分艰险。在艰苦的条件下,好战尚武和虔诚笃信是其牛存的必要条件,加齐战士必须能吃苦耐劳,简朴勤奋,不贪图享受,经得起磨炼。奥斯曼早期几代君主的确体现了这些精神,比如每一代君主都能亲征作战,后宫简朴,身先士卒。苏里曼大帝年逾古稀还带病出征,最后病死在征途上。君主的勤奋带动了国家,使奥斯曼国家充满向上的生气。

加齐传统中有两个特点很有价值,保障它对基督教欧洲的优势地位。首先,它有一种相对平等的精神,在边疆传统中,加齐战士同甘共苦,没有高低卑下,业绩是决定地位的标准,提升不论家境出身。这种加齐传统留传给早期奥斯曼国家,使国家中等级界限松动,人人都可以通过奋斗而达到成功。关于这一点,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驻土耳其大使德?巴斯贝克有很深的印象。他曾在家书中陈述苏里曼大帝的用人方针:“苏丹在任命官员时,并不重视那些因拥有财产或地位而自命不凡者。……在职人员只有立功才能得到晋升……因此,在土耳其人中间,荣誉、重要职位和法官职务是作为对杰出才能和卓越贡献的报答。如果有谁不诚实、懒惰或粗枝大叶,他就会继续留在阶梯的最后一级,成为人们蔑视的对象。”①以业绩取人的风气保证了早期奥斯曼国家官员的进取心,与之对照的是,当时欧洲的封建社会等级界限森严,社会地位长期不变,完全是死水一潭。

其次是加齐传统中的宽容精神。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这样评价早期奥斯曼国家的宗教政策:“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的唯一国家,其中阶级之间没有法定的区别。其居民中也许有三分之一是土耳其人;但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开的是宗教而不是种族。伊斯兰教并非不宽容,只要交纳贡赋,它就对自成一体的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赐以宽容,但同时又把他们排斥在权力之外。然而却没有什么障碍阻止人们改变宗教,叛教者比比皆是;即使对坚持其信仰的新教徒来说,土耳其枷锁也比天主教国家宽容得多。”②因此,许多非天主教地区宁愿接受伊斯兰教奥斯曼的统治,也不愿受所谓“正统”基督教会的迫害。奥斯曼宫廷欢迎基督教徒到奥斯曼来寻求进身之路,如果他们改变宗教,甚至可以做到像宰相这样的大官。这个传统正是加齐时代的遗产,因为在一个两种宗教文化激烈冲突的地区,过分强调信仰的忠诚就会把许多有能力的人赶到敌人方面去。与之相比,中世纪的基督教却实行宗教迫害,教会排斥异己,压制“异端”,以真理的垄断者自居,把人们的精神世界控制得死气沉沉。

奥斯曼的国家制度也强于中世纪封建的欧洲。在奥斯曼,权力集中,军队与文官都是苏丹的奴隶,处处以苏丹为中心,国家实行中央集权,有利于调动人力、物力。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这样一个高度凝聚集中于苏丹的精英层给土耳其带来极大的政治活力,在战时尤为如此。”③相比之下,当时的欧洲则封建分割,权力分散,诸侯割据,缺少中心,因此无力抵抗奥斯曼的冲击。由于以上特点,奥斯曼得以在与欧洲的长期对峙中获胜。奥斯曼把它的胜利归功于它的宗教的高超,在历史上,伊斯兰教一向把基督教看成是一种低级的宗教,耶稣基督只是一位略有所悟的早期先知,穆罕默德才揭示了世界的真谛。因此在穆斯林看来,伊斯兰文化高于基督教文化,而奥斯曼帝国的胜利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1453年,也就是攻陷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那一年,伊斯兰教哈里发(意为“安拉的使者和继承者”)将其职权转让给奥斯曼的统治家族,奥斯曼国家于是成了中世纪伊斯兰传统的正宗继承者,奥斯曼苏丹(皇帝)也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最高精神领袖。在奥斯曼的传统中,伊斯兰成为传统的核心,而护卫伊斯兰的传统,也就成了奥斯曼国家的最高宗旨。

总之,在早期奥斯曼国家,一种边疆的、奋进的加齐伊斯兰传统浸润着社会,使它具有活力,开拓向上。与当时拜占廷那种腐败、奢华、没落、迂腐的气氛相比,奥斯曼显然占上风;与当时封建西欧那种贵族气浓厚、出身决定一切的社会相比,奥斯曼也有很大的优越性。这使得奥斯曼在早期就培植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奥斯曼高于欧洲,伊斯兰优越于基督教―当然,这正符合伊斯兰先知们所做的教导。

但衰落的迹象在苏里曼大帝时期就开始了。苏里曼在位近五十年,他统治时期已逐渐改变了早期奥斯曼宫廷的节俭风气,而开始追求奢华排场。他的大臣生活奢侈,有一个宰相病故时,人们盛传他的宅邸中一度曾置放40张育婴床,他留下的子女多达120个。苏里曼亲开腐败之风,为抵销日益增加的宫廷开支,他要求官员在升迁时送礼,从而为贪污行贿大开方便之门。他的宫廷还成为后妃争夺和接臣弄权的场所,其俄罗斯出身的妃子和门德内哥罗出身的妃子各为自己的儿子争夺皇位,这件事直接为后期奥斯曼宫廷中层出不穷的夺权阴谋提供了先例。他还首开任用亲信、不以功绩取人的先河。苏里曼之后,加齐传统中的优秀部分一点点丢失,宫廷如一切国家的封建王朝一样,日益腐朽。宫中贪污盛行,后妃干政,权臣擅权,阴谋迭起,苏丹一个比一个更昏庸无能,一个比一个更腐败,乃至易卜拉欣在位(1640一1648年),竟奸人妻女,连伊斯兰教长老的女儿都不可幸免④。一百多年中奥斯曼帝国迅速衰落,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自1683年被基督教联军击败于维也纳城下后,便开始了向土耳其本土的永久退却。这个过程中影响最深远的变化恐怕是禁卫军成份的变化。早期,禁卫军是由基督教地区征收来的男童组成的,他们在宫中接受严格的训练,长大后成为伊斯兰军队中最凶猛的战士,被派去攻打基督教地区。后来,禁卫军成了军官与廷臣子弟世袭的职业,成为奥斯曼国家中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从穆拉德三世(1574一1595年在位)开始,禁卫军就经常逼宫,要求苏丹清除他们所不喜欢的大臣,或满足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到了后来,禁卫军甚至参与苏丹的废立,成了帝国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禁卫军的变质是奥斯曼帝国迅速衰落的最明显的迹象,它表明奥斯曼早期的加齐传统已经完全丧失了。

二、因循守旧

奥斯曼的败落与古代任何一个辉煌王朝一样,是在走盛衰兴亡的循环老路。一个王朝在早期励精图治,创建宏业;然后就越过顶峰,由盛及衰。统治者的腐朽导致王朝衰亡,最后由新的王朝取而代之。如果世界一切如旧,那么这样一个盛衰兴亡的轮回就会在土耳其重演,一个新的王朝也许会取代奥斯曼帝国。然而在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时候,世界上另一个角落却悄悄出现了新的趋势,西欧在这个时候打开了现代化大门,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它在思想、文化、政治、社会方面出现一系列变化,终于后来者居上,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面对西方的崛起,土耳其面临两难选择:它是学习西方(“基督教”的西方),迎头赶上;还是固守奥斯曼的陈旧传统(如前所说,这个传统中优秀部分大部分已经丢失了)不愿追赶世界潮流?显然,传统的光辉使土耳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它坚信伊斯兰文化比基督教优越,不愿向“基督教”学习任何东西。

早在苏里曼时期就有人看出世界潮流正在变化。卢特弗帕夏曾经对苏里曼大帝说:“苏丹手下许多人都懂得如何统治陆地,但很少人知道如何统治海洋。在进行海战方面,异教徒走在我们前头,我们必须设法超过他们。”⑤当时正是奥斯曼帝国如日中天之时,有人能看出西欧正在发展的海权将对土耳其构成威胁,这的确需要有远见卓识。但多数人却躺在帝国光辉的业绩上,正如历史学家刘易斯所说:“关于奥斯曼帝国技术落后的情况,它不仅没有妊何发明,甚至对于别人的发明也无动于衷。当欧洲的科学技术正以破竹之势向前发展的时侯,奥斯曼人却满足于使自己的农业、工业和运输业停留在中古时代他们祖先们的水平上。甚至他们的武装部队也只是慢条斯理地、缺乏效率地跟在他们欧洲敌人的先进技术的屁服后面跑。”⑥

这样一种态度来源于奥斯曼文化的优越感。前面已经说过,伊斯兰传统把基督教文化看成是早期的不成熟的文化,因此对基督教世界一向鄙视。伊斯兰教创建时曾从古代西亚、波斯、印度乃至中国的文明中吸取过很多东西,但唯独不向基督教学习。一直到16世纪,才有一两部拉丁文的历史或地理著作被翻译成土耳其文,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西方作品出现过穆斯林文字的翻译本。15世纪下半叶,西方已出现一系列影响深刻的变化,但奥斯曼国家作为伊斯兰文化的继承者,它对欧洲战争的胜利反而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伊斯兰文化高于基督教,向西方没什么可学的。及至17、18世纪,战争的形势已经逆转,西方的军队已经在战场上明显占据优势时,奥斯曼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但他们所希望的变革却只是回到严格的伊斯兰传统去,恢复两百年前奥斯曼的纯洁精神,而这就必然导致奥斯曼帝国日后的悲剧。

巴耶济德二世(1481一1512年在位)时期,西班牙来的犹太难民请求准许开办印刷所。巴耶济德批准了这一请求,但不准用土耳其文或阿拉伯文印制书籍,因为根据传统,伊斯兰的经典只可用手抄,否则就是裂读神圣。这个禁令一直到18世纪才解除,土耳其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了知识革命的机遇,而让其欧洲对手在知识传播的大道上稳稳地走在了前面。

对伊斯兰传统的顽固坚持几乎表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比如不准设立公共时钟,以免使清真寺阿旬报时的传统受到危害;不能穿西式服装,穿西服似乎意味着向基督教投降;西方的建筑、绘画、家具、用品等等都被看成是异端邪物,谁企图引进它们就一定是背弃祖宗。在所有这些对西方文化的抗拒背后有一个深刻的思想根源,即奥斯曼对西方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感是建筑在早期土耳其军事征服的胜利之上的。然而在军事上的优势已失去之后,文化上的优越感却更加根深蒂固。一个曾经被马哈穆德二世(1808一1839年在位)聘为军事顾问的普鲁士军官曾这样写道:“在土耳其,外国人都被人瞧不起。土耳其人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人在科学、技术、财富、胆量和气力等方面都比他们的民族强,但是,他们从来不认为法兰克人(即欧洲人―引注)就会因此而把自己摆在同穆斯林相等的地位?…,’”他注意到:越往社会下层,对欧洲的鄙视就越深刻,文化上的盲目自大与无知成正比⑦。正是这样一种盲目的文化自大意识,阻碍了奥斯曼及时更新自己,使它在变革的潮流前无所适从。

但变革还是不可避免,世界的潮流已不可逆转。就在土耳其大败于奥地利手中,开始不停顿地向本土退却时,艾哈迈德三世(1703一1730年在位)开始了第一次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学习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模仿西方宫廷的生活方式,如建筑风格、绘画、家具等等;二是以西方模式开办军校,试图建立“新军”。但禁卫军以反对“法国生活方式”为借口发动政变,逼退了苏丹,第一次向西方学习失败了。

第二次变革发生在谢里姆三世(1789一1807年在位)时期,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新思想也冲进了沉闷的奥斯曼帝国。谢里姆三世企图按欧洲的方式改革行政机构,并建立新军。禁卫军再次发动兵变推翻谢里姆三世,理由是“他所制定的法令违反教义原则’,⑧。

18年后,马哈穆德二世再次进行改革,这时土耳其的衰落已经被一切人看得很清楚,它再也不能不进行某种变革了。为扫除改革的障碍,马哈穆德用欧式大炮彻底消灭了禁卫军,但他必须声明他的改革是要恢复苏里曼时代的伟大传统,并以此而争取伊斯兰宗教界帅支持。当时宗教界已经认定:对异教进行圣战高于一切,为此哪怕向异教徒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也无妨。从马哈穆德开始,一种“西学为用,‘土学’为体”的方针就在奥斯曼改革运动中牢固地扎根。此后无论改革的幅度多么大,比如马哈穆德自己就废除了封建采邑、创建了新军并强迫推行欧式军服;他的继承人阿卜杜勒?迈吉德(1839一1861年在位)甚至还颁布了“花厅御诏”,宣布不分宗教、不分种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坚守伊斯兰优越论的传统却一点也没有变,正如担任过奥斯曼驻维也纳公使的萨迪克?里法特帕夏1844年所说:“宗教是我们法律的基础,是我们的政府的根本;就连苏丹陛下自己,也并不比我们任何人更能动它一动。”⑨在这样一种貌似变革,实为守成的气氛下,“花厅御诏”并未实行;马哈穆德的新军甚至在1839年就败给了埃及―一个自[6世纪就隶属于奥斯曼的阿拉伯藩属。1875年,奥斯曼国家财政破产,民众把怨恨指向改革。神学院学生首先发难,接着是好几个月的政治骚乱,近一个世纪奥斯曼帝国企.图自我改造的努力立刻化为乌有。紧随着阿卜杜勒?哈米德(1876一1909年在位)继承皇位,一切改革成果转眼间都付之东流。此后一直到1908年,奥斯曼进入一个全面反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官方已不打算图强自新了,奥斯曼只躺在过去的虚假的辉煌上,它终于用传统构筑起变革的屏障,并有意识地阻挡历史的潮流。

三、在毁灭中新生

奥斯曼帝国未能完成自我改造,于是它无法适应世界的变化,最后终于被淘汰了。其实,奥斯曼帝国做出变革的努力是相当早的,若不是它遇到巨大的障碍,它的现代化早就应该颇有成就了。

在奥斯曼这个例子中,传统成为重大的障碍。奥斯曼帝国有光辉的过去,取得过辉煌的胜利,但后来这些都成为包袱,阻碍了它的前进。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人们注意,那就是最早进人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都在原有文明的边缘地区。而那些曾经创造过光辉的文明、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有过重大影响的国家,面对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却举步踌姗,犹豫不决,其前进的道路极其艰难,奥斯曼帝国即是其中一例。探究其中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光辉的过去成为障碍,阻挡着向新潮流靠拢的努力,因而长时期表现为固步自封,闭眼不见外界变化,白白错过了追赶潮流的最佳时期,这在奥斯曼的历史上表现得非常充分。亨廷顿说:“一个传统的体制越完善,越接近‘现代’,它就越难实行现代化。”⑩奥斯曼帝国正是这样,它的体制曾经比欧洲高明,更接近“现代”的标准。但是它长期地被自己的传统所束缚,不愿接受新的变化。这使它不愿向过去的夙敌学习,不愿承认老对手已经后来居上,超过了自己原有的水平。传统成了它抗拒变革的屏障,因此哪怕它离“现代”只有一步之遥,它也不愿走出这关键的一步。于是,越是接近“现代”,它就越难走进“现代”,奥斯曼帝国恰恰应验了亨廷顿的这种说法。由此可见,现代化意味着超越传统;不能超越传统,就不能实行现代化。

奥斯曼帝国为自己的贻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它不能完成自我改造,就只能靠外界的强力来实行改造了。1908年土耳其发生革命,但领导革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并一不想与过去决裂,相反,它继承了奥斯曼的传统方针,该党重要领导人之一杰马尔帕夏说:“我们奉行的不是土耳其政策,而是奥斯曼统一的政策。”⑩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土耳其沿着奥斯曼的老路走下去,结果走进了死胡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与德奥结成同盟,战败后则分崩离析,彻底瓦解了。奥斯曼的这个结局有其思想基础,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曾有过一次思想大讨论,表明奥斯曼帝国直到最后都不肯抛弃它过时的思维模式。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两种思潮,一种认为土耳其没有必要学习西方,伊斯兰的过去就隐含着对未来的启示,因此,只要回到伊斯兰,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而一种思潮认为学习西方虽有必要,但只须学习其技术文明;西方在技术文明方面虽已达到顶峰,却永远达不到“真正的文明”。“真正的文明”就在奥斯曼自己的传统中,这是无须向西方学习的⑩。在这样一种传统主义的氛围中,青年土耳其党人无法领导土耳其现代化。它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

土耳其的新生是由凯末尔领导的。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肢解,土耳其几乎灭亡。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土耳其人才翻然猛醒,抛弃了奥斯曼的模式,而努力追赶世界潮流。凯末尔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与奥斯曼的过去彻底决裂,它废除了奥斯曼家族的统治地位,哈里发制度也一并结束。国家与宗教完全分开,伊斯兰教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被彻底打破了。在政治方面,它建立议会,实行多党制,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抛弃奥斯曼时期神学的、专制的政治传统。在社会生活方面,它提倡穿西服,吃西餐,改用欧洲的历法、计时等等,尽可能模仿西方的方式。最有深远意义的是,从1929年起土耳其开始使用新文字,不再用阿拉伯字母,而改用西欧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写土耳其文。这是“凯末尔革命”中最不留退路的一项政策,十几年后,新一代的土耳其人就再也看不懂奥斯曼时期的文书了,奥斯曼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就是象形文字时期的埃及!1924年,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国民议会中宣布说:“这个民族终于决定了它将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切切实实和完完全全地采取由当代文明向所有不同民族提出保证的那种生活方式。”。在与传统的奥斯曼决裂后,土耳其才走上现代化之路。   

①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②克拉克著:《十七世纪》(Sir Goo堪c Clark,The Seventeenth Centu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172页。

③埃尔顿著:《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Gt R.E!ton,Rcforniation Europe,1517一1559),伦敦与格拉斯哥,1963年,第144页。

④西内德·内特尔顿·费希尔著:《中东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9页。

⑤⑥⑦⑧⑨⑩0刘易斯著:《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19页注⑦、38一39、88一89、77、109一110、245一248、280页。

⑩塞缪尔·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⑩苏安·菲·米列尔著:《土耳其现代简明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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